問：怎么才干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”？

　　這次《決定》提出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，直接深刻到國家治理體制的層面。依據我個人對國家治理體系的理解， 應包括以下幾項制度——第一，國家權力的運行、配置、束縛和監視機制，這是重要機制。政府的善治機制當然包括在內。在中國的特別情形下，黨和政府的關系機制也應包括在內；第二，獨立的司法體系；第三，鑒于當代不少國家都存在腐爛問題，因此反腐敗機制應獨自列出。強調反腐朽體制機制的創新和制度保障，而不是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的百年大計，得有長效機制。財產公示就是一個很好的制度部署。除此之外，還有社會治理機制（包括《決定》提出的體系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綜合治理、源頭治理）等。從制度角度著眼能夠把權利關到籠子里。

　　第二，政治社會領域的潮流是公平正義。追求公平正義是人類的本性，不僅發展中國度，發達國家同樣如斯。例如美國青年的“占據華爾街”活動，就是尋求公平正義的詳細舉動�？梢�，無論歐美仍是發展中國家，只管各公民眾表白情勢不盡雷同，但大眾召喚“社會公平正義”的訴求是實質的、共同的�！稕Q定》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，從文化改革到社會改革，乃至生態文明領域的改革，從不同方面貫串了公正正義的精力。當然，要實現公平正義還須要作艱難盡力。

起源：中國青年報 2013-12-9 常修澤

　　要樹立服務型政府，就意味著政府的職能要轉到公共服務、市場監管和增進共同富饒等方面來。經濟方面重要是堅持宏觀經濟穩固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樣，在“經濟調節”的借口和旗幟下干預微觀經濟。

　　第二，它不是對原有體系枝枝節節的修補或改進，而是一種制度性的變遷。20多年前，那時我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事軌制經濟學的理論研討，曾于1994年實現并出版一著述，題為《中國：“換體”的革命》。這是從經濟體制改革角度來探討的，中心問題是主意換資源配置的主體。從前是政府配置資源，規劃配置資源，這個“體”要換，打算為“體”變成市場為“體”。我這個思路是從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以及相應的哲學范圍——“體和用”得到啟示的。當時不少人對市場配置資源往“用”這個層次上理解，我認為那不夠，市場配置資源不是在“用”的檔次，而是在“體”的層次。因而，我在那本書中說，經濟改革是一場革命，而不是枝枝節節的修補和改良。

　　第一，經濟上的潮流是市場化、寰球化、信息化。2008年金融危機暴發當前，人們對市場經濟有所反思，這是應當的，但也同時呈現了一股批評和否認古代市場經濟的思潮，甚至有人以為市場經濟是中國問題的本源。我認為，市場經濟是有缺點，有顯明局限性，但是從這個時代來看，比擬起來，當今世界還找不到比市場經濟更好的資源配置機制�！稕Q定》把本來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施展“基本性”作用改成“決定性”作用，這是重大的實踐晉升，象征著中國將與“政府主導型”模式或稱“政府干涉型”模式離別。很顯著，中國大踏步地趕上了時代潮流。

　　答：孫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：“世界潮流，浩浩大蕩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”中國共產黨是不是大踏步趕上這個時代潮流了？那咱們就要研究新的時代潮流是什么？

　　問：如何理解《中共中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（以下簡稱《決定》）中改革開放是“新的偉大革命”這一提法？

聚焦十八屆三中全會

　　第一，首先要明確，這里講的是“新的”革命，而不是“老的”革命。中國的改革，不是傳統意思上的“革命”，它與過去那種以武裝奮斗、暴力革命為主要特點的革命有準則差別。

　　答：這個問題可從中國第三波轉型的角度去掌握。2009年我曾提出過“第三波轉型”理論觀點。在我看來，“五四運動”以來，中國（大陸局部）已閱歷了兩波歷史大轉型：第一次是以1949年為標志的社會制度轉型；第二次是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經濟體制轉型（這場轉型還沒有完成）。我認為，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志，中國將進入第三波歷史大轉型階段。第三波轉型新在哪里？它不僅僅是經濟轉型，而且是包括經濟、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生態在內的“五環式”的全方位轉型。

開啟全面改革的新階段

　　今天，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志，中國的改革已進入全面改革的新階段，改革的領域已不僅是經濟體制，而且包括政治體制、文化體制、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。全面改革同樣也不是枝枝節節的修補和改良�！稕Q定》提出“國家管理系統和治理才能現代化”的命題，就波及重大的制度立異問題。

　�。ㄗ髡呦登迦A大學中國經濟研究核心研究員、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學、博士生導師）

　　在我看來，當今有三大時代潮流比較明顯：

　　問：如何理解“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、民主政治、進步文化、協調社會、生態文明”這一提法？

　　同時在未來政府管理中，我感到，各級政府的角色可能也要有所變更，比方說是否會變成中破型政府：我在早先出版的《包容性改革論》一書中提出，“包容國有與民營”、“包容不同社會階層”。在經濟運動中，在國有和民營經濟眼前，政府站在哪一邊？中立。在企業和勞工（或者說資方和勞方）面前，政府站在哪邊？我的看法是，政府應該處在一個超然的地位，做好公共服務。

　　■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記，中國的改革已進入全面改革的新階段，改革的范疇已不僅是經濟體制，而且包含政治體制、文明體制、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。全面改革也不是枝枝節節的修補和改良。

　　答：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”，這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困難。1940年代抗戰時代，美國一個記者團到訪延安，看到延安無比廉明，對此大加贊美。但宋美齡說：“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滋味。”她提出了一個尖利的命題。當嘗到權力味道后怎么辦？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提到我們日程上來了。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”，要強調制度的作用。

　　問：怎么懂得《決議》將改造開放看作黨跟國民事業“大踏步遇上時期的主要寶貝”？

　　第三，要把《決定》第一條講的改革開放是“新的巨大革命”與第二條講的“完美和發展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制度”聯合起來理解。要掌握“革命”與“完善”的同一，以求得最大政治公約數。

　　問：如何理解“建立服務型政府”？

——《決定》多少個重要觀點之我見

　　答：改變政府職能，深入行政體制改革，就要建想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。服務型政府的對峙面就是管制型政府或者叫干預型政府。中共十六大呈文的提法,清華大學總裁研修，政府的職能是四條，而且次序是有講求的，第一是經濟調節，第二是市場監管，第三是社會治理，第四是公共服務。這次作了重大調劑，明白指出和強調建立服務型政府。

　　這就是說，中國下一步是要推動“五環改革”（參見拙著《人本體制論》）或說全面改革。五個“環”都有一個“軸心”，經濟改革的中心是市場經濟，政治改革的中央是民主政治，社會改革的中央是和諧社會，文化改革的中心是先進文化，生態資源體制改革的中心是生態文明。這5個要害詞，20個字，是未來全面改革每個領域核心的目的，每個改革都要奔著目標走，繚繞軸心轉。

　　常修澤答（下同）：改革開放是“新的偉大革命”，是一場革命，這個判定相稱高深。此前有一個重要的斷定是鄧小平同道作出的，他在1980年代有一句話：“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。”

　　第三，人類文化發展中的包容互鑒潮流。青年友人要認清一個趨勢，中共十八大提出“倡導人類命運獨特體的意識”，是十八大講演的明顯亮點。今年6月，習近平與奧巴馬在安納伯格莊園會見提出“容納互鑒”，這是一種新的意識。跟著大國之間關聯的“包容互鑒”，多元文明之間的融合或兼容勢在必行。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“人類運氣共同體”，固然還只在“提倡”階段，而且真正實現起來難度十分之大（例如，從近日的西太平洋風波就能看出這一點），然而人類文明的包容性發展作為一股歷史潮流，是攔阻不住的。

　　對于這個問題，我想談四點：

　　第四，改革開放是“新的偉大革命”這一提法，與鄧小平的“第二次革命”的提法，是一脈相承的。但這里用“新的”而不涌現“第×次”的提法，我認為是為將來改革預留了足夠的歷史空間，由于“改革無盡頭”。到底有多少次，當初很難說，用“新的”一詞帶有與時俱進、一直翻新的蘊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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