導言

 

在我的心目中，任總是一位大俗大雅之人。俗在言談深入淺出、生活隨意簡樸；雅在格局高山仰止、胸襟海闊天空。

 

與企業家交往多了，就能夠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。

 

這個月去老家山東，和當地的一位著名企業家一起吃飯。山東人嘛，喝上幾杯之后，他就進入了狀態，開始發表即興演講，指著公司的人力資源總監自問自答的說：“你為什么沒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呢？在我看來，原因就是你還沒有脫俗。我已經脫俗，我認為任正非也已經脫俗。”

 

當眾讓下屬感到不舒服，在中國企業家中已經司空見慣，是非暫且不論。但他的這番話，卻觸碰到了我的內心。晚上躺在床上，久久沒能入睡。

 

關于脫俗，相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見解。我認為這位企業家所講的脫俗，就是用一顆“出世”的心來做“入世”的事�；蛟S有人會問：這不成了“身首分離”，很難操作了嗎？但是，如果我們用辨證思考的方式來看，這句話就講得通了，也就是古人所說的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。”或者換一種更加務實的說法：在不違背內心良知的前提之下，采取灰度、妥協的方式來處理現實中的各種問題。

 

講了這番大道理，依然會讓人費解。不妨用任正非的幾個故事來具體解讀一下。

 

如何看“錢”？

 

在華為的經歷中，印象最深的就是老板的“慷慨大方”。

 

90年代中期的一次內部大會上，任正非很認真的問大家：“你們知道，2000年之后華為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嗎？”大家異口同聲的回答：不知道。任正非說：是錢多得不知道該怎么去花（會場上一片大笑……）。他不動聲色的接著說：“你們家選房子的時候，客廳可以小一點、臥室可以小一點，但是陽臺一定要大一點，還要買一個大耙子，深圳太潮，天氣好的時候，別忘了經常在陽臺上曬錢，否則你的錢就全發霉了（笑聲響徹全場……）。”

 

華為采取的“虛擬受限股”（2014年開始又增加了TUP），讓任總在牢牢把握控制權的同時，成了一位“散財童子”（視金錢如糞土），個人只占股權收益分配的1.1%，其余的都給到員工。記得自己第二年分紅的時候，就一次性的把住房按揭給付清了，感激之心你都能懂。

 

任正非的“大方”，不僅僅體現在給員工分錢上，也體現在絕不為短期利益所惑，堅持長期主義的發展路線。

 

孫亞芳剛進華為的時候，任正非讓她去負責營銷人員的培訓工作，作為來自外企一線的營銷高手，對這樣的安排非常不解。任正非就對她說：“華為的營銷人員，都是從青紗帳里出來的，頭上扎著白頭巾、手里抱著土地雷、腰里別著手榴彈，去端鬼子的炮樓，但這種游擊隊的打法只能得逞一時。讓你來負責培訓，就是要幫助華為解決營銷隊伍從游擊隊走向正規軍的問題。”一席話下來，孫亞芳終被說服，一呆就是大半年，將華為的銷售隊伍輪訓一遍之后，她才被派往市場一線，從區域營銷負責人做起，最終成長為公司董事長。

 

我們可以估算一下，如果讓孫亞芳直接去當區域營銷領導，以她的卓越能力，一定可以為華為多創造出不菲的業績，但任正非卻不這么認為。1998年，他在回憶當年這個“英明決定”的時候對我說：“我知道讓她直接去前線，當年就可以給公司多帶來上千萬的利潤。但是，我們卻因此而損失了未來若干年幾個億甚至幾十億的利潤。”他想說明的是，遠處看不見的錢往往比眼前的利益更加重要。

 

任正非的“大方”，更體現在“心里裝著的是客戶”。華為的所有商業模式，都是建立在為客戶持續創造最大價值的基礎之上的。華為成長的31年間，多次出現因為產品質量問題、交付問題導致客戶的大規模退貨甚至巨額索賠事件。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面，任正非的態度非常堅定而明確，凡事都是從客戶利益的角度出發，再大的損失我們都必須承擔起來。

 

“以客戶為中心”幾乎成了中國企業普遍念叨的口頭價值觀，但真正做到的寥寥無幾。百度當年的“魏則西事件”，就是一個反面教材。我們還可以接著反思，阿里的淘寶做到了嗎？騰訊做得又是如何呢？當然，從事消費者業務的企業或者上市企業，做到這點更加困難（社會噪音壓力），而從事內容服務的時候，堅守這一點就變得難乎其難（商業之外的因素）。華為進入消費者領域（手機業務）之后，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，而任正非反復強調絕不碰“內容”，也是為了能更好的把握住“以客戶為中心”的價值底線。

 

2001年2月，任正非在紀念母親去世的悼文《我的父親母親》中提到：“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看到的，華為今天這么成功，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系。”豈止是一點關系，關系太大了。這種“成人達己”的價值觀，讓他最終成就了最大的“自私“——締造一家偉大企業。

 

記得小時候學校號召我們學雷鋒拾金不昧，但我在馬路上撿到一分錢的時候，還是拿去賣了糖果吃。心底無私天地寬，說到容易，做到很難��！

 

如何看“名”？

 

百年大計、安全第一，名聲大噪容易讓人折壽。

 

2002年的北京國際電信展上，任正非正在公司展臺前接待客戶。一位上年紀的男子走過來問他，華為總裁任正非有沒有來？任正非問，你找他有事嗎？那人回答，也沒什么事，就是想見見這位能帶領華為走到今天的傳奇人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。任正非說，實在不湊巧，他今天沒有過來，但我一定會把你的意思轉達給他。

 

任總神秘出沒的故事還有很多。有人去華為辦事，暈頭轉向地換了一圈名片，坐定之后才發現自己手里居然有一張是任正非的，急忙環顧左右，斯人已蹤影不見。有人在出差去美國的飛機上與一位老頭天南地北地聊了一路，事后才被告知那就是任正非，剩下的就是懊悔不迭。

 

企業家是一種公認的高危職業，底線就是安全，他堅信只有安全才可以保證企業持續的發展。畢竟，只有活下來的人才能創造歷史。

 

他老人家不會不知道沈萬三、胡雪巖的教訓。因此，保護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行走在政/商河界。他從來不擔任任何社會職務，甚至連工商聯都不參與。與大多數知名企業家的站臺走秀相比，他極少出現在社會公眾的視線之中，這么多年來，他是唯一一位沒有獲選中央電視臺年度十大經濟人物的著名企業家（因為每次都被他拒絕）。

 

即使迫不得已，2016年參加了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并做主題發言，他也是至真至誠、言簡意賅，呼吁國家和社會大力加強對基礎教育和基礎科學的重視和投入。

 

在最近剛剛發生的聯想投票門事件中，他給柳傳志說的除了感謝還是感謝，絕不攪入社會輿論的漩渦里。對于中興事件，任正非發話嚴禁任何落井下石的行為。他一再告誡員工：我們一定要正視美國的強大和我們之間巨大的差距，任何場合都不要議論政治話題，都不要煽動名族主義情緒，踏踏實實磨好自己的“豆腐”。

 

活下去，才是硬道理。在如此復雜多變的全球環境中，長期活下去變得極其困難。任正非的低調內斂、甘受寂寞，都是為了實現華為長期的事業目標。蓋茨、喬布斯都要名，但企業家要的名是企業和企業家精神的代代相傳、基業長青。

 

記得當年看王石《道路與夢想》的時候，他說當下中國名利二者不可兩全，他思前想后就舍利而取名，殊不知人都會為名所累，而娶明星這檔子事，更是別讓外人知道為好。王思聰最近好像也收斂了許多，沒有辦法，木秀于林風必摧之。

 

另外，顧及個人的表面風光會培養出“馬屁文化”，讓企業內部變得烏煙瘴氣。

 

任正非經常告誡管理層，我們一定要眼睛盯著客戶，屁股對著領導。誰要敢拍我的馬屁，那一定會拍在馬蹄子上。華為管理層宣誓恪守的“干部八條”中，第一條就是：“我絕不搞迎來送往，不給上級送禮，不當面贊揚上級，把精力放在為客戶服務上。”華為視恭維領導為“精神賄賂”，認為其危害巨大。

 

任正非說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（注：靠使命驅動，由價值觀護航）。理想主義者不是空想家，需要腳踏實地；理想主義者也不是完人，各種毛病一大堆。但與眾不同的是，他能夠悟空凡間、志存高遠。

 

回到文章的主題：我們之所以學不了任正非，因為我們大多屬于凡夫俗子，很容易在“功名利祿”面前失去做事的原則方寸。不是不想堅守，只是很難守得住。

 

說到底，脫俗是一件反人性的事情，只有依靠內心堅定信仰下的超人自律才能實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