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們對能夠想到的任何主題都創作故事。盡管故事的種類繁多，領導者主要講述的是那些回答人類最基本問題的故事，就像天上繁星點點，但是吸引我們視線的是太陽、月亮等一些主要的星球。

這些基本的故事起源于早期的兒童時代，專注于在那個時代就已經產生，而且.從此之后就縈繞不去的問題：關于自我、身份認同、群體成員身份，關于過去和將來，關于善與惡。

霍華德·加德納是在哈佛大學教育學院任教的著名心理學家，以“多元智能”理論享譽全球。加德納相信，領導者講述的大多數故事是為了回應人類在以下方面的廣泛需求：更好地理解自我，更好地理解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與之外的團體，以及更好地理解價值觀和意義的問題。

非裔美國人的領袖馬爾科姆.X對追隨者所問的問題，就很好地總結了講故事的人的使命"我們想知道我們是什么?我們如何變成了這樣?我們從哪里來?我們怎樣從那里來?我們落下了誰?我們在什么地方落下了他們?他們現在在那里做什么?"

1992 年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競選美國總統的羅斯·佩羅，也同樣生動地表達了昕眾們在尋求的東西"我們需要用大白話解釋給美國人民聽，我們身在何方，我們走向何方，以及我們必須做哪些事情。"

加德納把領導者主要講述的故事分為了三種：關于自我的故事，關于群體的故事，關于價值觀和意義的故事。他強調，最基本的領導力故事是關于個人和群體身份認同的故事。

 

關于自我的故事

最初， 兒童通過父母、親戚等身邊的人所給出的線索，來構建自己的身份。后來，人們越來越依靠社會團體、政治團體中的領導者，比如教堂領導者、國家領導者等，以及自己所認同的人，比如體育明星或者傳媒人物，來提供線索，回答這樣一個永恒的問題:"我是誰?"

 

許多人即使面對更有說服力和更成熟的故事，也寧愿堅持更簡單的黑白分明的故事。領導者必須對群眾傳遞自己條理分明的身份認知，并幫助其追隨者獲得同樣整合的自我認知。研究美國總統的學者斯蒂芬·斯考羅內克說，每一個成功的美國總統都必須提出"一個關于自己的歷史地位的條理分明、有說服力的故事" 。

 

很明顯，創造自我感的任務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每個人自己。然而，領導者在幫助群眾構建個人身份上發揮關鍵作用。因此，當列寧把自己不是看作象牙塔中的理論家，而是看作歷史的學生、事件的推論家，以及一個行動者的時候，他傳遞了一個強有力且賦予追隨者力量感的自我認識。

 

同樣， 1992 年比爾·克林頓把自己作為"新民主黨人"呈現在選民面前時，他激勵了許多選民以更新和更積極的方式看待他們自己。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富蘭克林·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宣稱"我們需要恐懼的唯一事物就是恐懼本身"時，他把新的希望傳遞給千百萬身陷經濟蕭條和心理抑郁的市民。

 

關于群體的故事

在很大程度上，個體的身份認同感來自他在各種不同群休中的位置。個體在早期的杜會化過程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，就是在發現自己歸屬的不同群體， 決定自己對于不同群體的態度， 最終把自己不同的群體身份融合為一致的整體。

 

如果一個人的所有群體成員身份加到一起，成為一個自己無法接受的整體會怎么樣?這個人就可能反思，就會尋求領導者的出現，由領導者提供的群體成員身份的其他選擇，包括創造新群體的可能性。

 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德國，作為遭受懲罰的戰敗國的公民，德國人的體驗是不愉快的。正因為如此，許多新的政治選項出現了，包括一個自由的魏瑪共和國，或者一個蘇維埃式的共產黨政權，以及希特勒打造的新的國家社會黨。

 

關于價值觀和意義的故事

大多數人渴望一個關于什么構成真、善、美的清晰的價值觀聲明。傳統上，這些觀點來自藝術或者宗教，然而它們也開始來自哲學、科學和其他的新組建的世俗團體。個人的內省和與他人的討論也是價值體系的來源。在穩定的時代，公認的規范得到遵守，無須討論。

 

然而，在危機之時或者巨變之際，個體渴望一個更大的解釋框架，為以下這些根本問題提供答案或者方向：

 

工作的意義是什么?

祈禱的價值是什么?

公正的獎懲是什么?

在死亡面前應該采取什么立場?

 

他們尋找為這些問題提供答案的人。

 

從發展的角度看價值觀，也能找出其中的趨勢。5 歲兒童的眼中是善惡分明；10 歲兒童了解不同的價值觀，希望它們能夠得到調和; 青春期少年則對在多種多樣的價值觀之間調和感到絕望， 他們要么放棄對任何一種一致的哲學的尋找，要么在頃刻之間不加批判地接受某一種。真正的整合在生命的后期，尤其是在生命走向終點時才能實現。

 

領導者的艱巨任務是要基于對過去的整合，提出一個故事，而且親身體現這個故事，結合當前的問題不停地重復這個故事，在故事中為未來留出空間，而且允許群體中的個人做出貢獻。馬丁·路德·金的思想之所以能夠迅速傳播，就是因為他以天主教義的力量為基礎，抨擊黑人作為一個有信仰的群體所遭遇的嚴重不公，并歡迎其他人發表個人意見和投身其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