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半個文學家”的苦戀

起源：光亮日報 2011 *** 07 *** 08 精深

　　“忝與毓棠，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，抗戰以還，居恒相約：非抗戰結束，不出國門一步。頃者強虜屈膝，勝利來晚也。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，而果得挾成功以遠游異域。信乎！必國家有光榮而后個人乃有光榮也。承命作印，因附數言，以志快慰之情，非徒認為惜別之留念罷了也。卅四年玄月十一日，一多，于昆明之西倉坡寓廬。”

　　以史學家留芳學術界的孫毓棠先生，特別強調自己是“半個文學家”。孫先生的學業和事業都在史學方面，可是他“客串”文學的成績仍不容疏忽。他是新月派后期最成熟的詩人，深受聞一多詩風的影響，長篇史詩《寶馬》是他的代表作，短詩集《海盜船》也頗得贊美。他對文學的苦戀，從他暮年的兩件事上可見一斑：一次他看罷學生的史學論文后，對專業問題沒發表看法，卻皺著眉頭批駁論文寫得單調，少有文采，說“一個史學家應是半個文學家。”還有他在病危時謝絕了弟子要為他編纂史學文集的懇求，卻囑托弟子為他編一本詩集，特殊告知了他用過“唐魚”這個筆名，這是“毓棠”倒置過來的諧音，可見他對“半個文學家”的鐘情,清華大學校園服務。后來弟子遵師囑，編輯了詩集《寶馬與漁夫》，1992年由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對于詩歌的情勢與內容，用他的話說，“詩的內容當然比擬重大。”或者與他是一位史學家有關，他強調詩人的真誠，詩應當是詩人的人格和思維的表現。寫詩時，他的心是赤裸的，無任何掩飾與躲避。“和你晚餐時戴著假面具說客氣話時的表演不同，在一首詩歌里的字句音節之間你無奈掩蓋本人。實在本毋庸粉飾，因為生在人類的世界里只有筆頭上能允許你說坦率誠摯的話。在天天的勞作以外，你覺得有許很多多的話想說，興許身邊沒有可談的友人，也許談不懂，不如不談；那么把心中的一團抑郁或思路寫在紙上是最好的擺脫的方式。”

　　假如人們否認孫毓棠是位詩人，那么有理由在詩人之上加上“愛國”兩個字。這不僅表當初他一系列詩歌創作的主題思惟上，還反應在他對民族運氣的動搖態度。孫先生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，1935年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歷史部攻讀中國古代史。抗日戰斗暴發后，孫先生立即回國，先在廣西、后在西南聯大教書。他與聞一多先生是忘年交，兩人商定，日寇不除，決不出國�？箍朔�利后，1945年8月，孫先生與陳寅恪、洪謙、邵循正、沈有鼎等攜手應英國牛津大學皇后學院之邀做客座研討員，臨行前，聞一多于9月11日，在一枚長1.3厘米、高5厘米的玉印邊款上，為孫毓棠刻下126字贈言，象征深長：

　　孫先生早年曾寫過一篇《文學於我只是客串》的短文，把瀏覽跟寫作都作為研究史學以外的一種休閑。對閱讀，他說：“不論是多少行詩，幾頁散文或小說，總認為似乎終日悶暑，到晚間偶爾飄來一絲輕淡的風，夾著些花香草香，無窮的韻味。”對于寫作，他說：“寫比讀當然多一種疼痛，由于有這一種苦楚才干更深切地覺得趣味……斯以勝利的心愈薄，所得娛樂的趣味才愈感到濃重。”只管他把這二者都當成專業以外的休閑，可他依然強調文學家要端正寫作立場，不要急于求成，“藝術不捷徑，更不會‘速成’。”

　　“半個文學家”卻有著“全部文學家”的執著與真摯。真誠是文學家也是史學家的靈魂。（作者為作家，原魯迅文學院教學）

　　兩位大詩人赤子之心，同仇人愾，“非抗戰停止，不出國門一步”，表示了詩人與民族共存亡的生逝世之約和民族氣節。“必國家有光榮而后個人乃有光彩也。”表現了詩人對國度價值與個人價值關聯的最終斷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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